乐视电视重回降价促销路:号称力度史上最大,没有结束时间表

(原标题:乐视电视重回降价促销路:号称力度史上最大,没有结束时间表)

乐视电视重回降价促销路:号称力度史上最大,没有结束时间表

2017年3月29日,北京,乐视超级电视举办发布会。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乐视电视正在推进其史上最大力度的一轮促销。

乐视商城官方微博自5月27日起频繁发布促销信息,乐视电视最高直降1000元。

具体到型号,乐视在5月16日推出的新款超4X55,包含一年影视会员的原价是4789元,如今活动价格为3889元,降价幅度900元,超4X70活动价9999元,原价10999元,降价1000元,另有型号降价幅度在数百元不等。

6月13日,乐视致新方面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此轮促销为“有史以来最大力度”,至于促销活动何时结束,则“目前没有时间表”。

乐视在去年11月陷入资金困境后,曾对电视业务进行一轮上扬调整,原因在于上游供应链面板供应不足,面板价格持续上涨。乐视当时在公告中称:“在坚持硬件负利基础上,对部分机型进行涨价调整”。部分机型价格上调100元到300元不等。

换句话说,因面板涨价压力而调价后的乐视,又将电视硬件价格大幅砍低了。

主营电视业务的乐视致新是乐视网控股子公司,其总裁梁军在5月刚刚接替了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的乐视网总经理的位置。

在乐视电视销售职能回归乐视致新后,梁军目前直接管理电视销售业务。乐视致新一直被视作乐视旗下最为优质的资产,被寄托着实现正向现金流的期望。

但“低价甩卖”的做法看似并不符合盈利的目标,乐视致新方面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问询时,援引了梁军在5月16日新品发布会上的说法:“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次的价格比较激进,就跟买股票一样,当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你要非常冷静,当大家都开始冷静反思的时候,我们要做得非常激进。”

乐视从视频网站拓展到“生态系统”就是从电视和手机业务线开始,不论是“大屏生态”还是“手机生态”,均采取的是“生态补贴硬件”的方式,即用低价格高配置的硬件再绑以乐视视频的影视会员来吸引用户。

其激进的定价策略让乐视电视和手机出货量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乐视“生态”的故事也就此拓展,不过,“低价”策略在抢占市场的同时,也让企业的利润和可持续性承压,去年11月,乐视手机就因拖欠供应商巨额款项,让乐视资金链危机彻底爆发。

受到质疑的同时,乐视仍在坚持这一策略。

毕竟,梁军所看重的盈利模式,并非在硬件利润上,“传统电视行业的硬件销售的净利润率,已经下降到了1.5%到2%左右的水平,其实未来利润增长的瓶颈已经凸显,必须要找到新的突破口,付费会员的模式,就是乐视为解决用户经营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梁军介绍,会员、广告,才是乐视电视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去年亏损,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亏,今年我们说的是要盈利。”

而会员和广告的盈利,则依托于用户量的增长,这也是促使乐视持续采取“低价”销售硬件并捆绑会员的理由。在5月16日的那场新品发布会上,梁军还提出了“共享电视”的概念,其中有一条就是用户每日开机一定时长累计后即可获得“会员续杯”,梁军认为此举能同时满足广告主和用户的需求,而乐视电视也能借此大幅获得广告收益。

梁军说,“电视销量越多收入越多,销量越快速增长,就能获取更多的互联网运营能力。”

值得提出的是,乐视电视的这一如意算盘正被竞争对手模仿,PPTV也正通过售卖自有品牌电视、向电视厂商推广系统等多种方式来获得用户,从而进行广告变现。

乐视致新希望在2017年卖出700万台电视,这是写在乐视网年报中的销量目标,年报还披露,预计2017年乐视大屏成功实现扭亏为盈,体现在业绩上,预计将为乐视网净利润增加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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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出行获上海首张网约车牌照:司机供应不足

(原标题:大众出行获上海首张网约车牌照:“司机供应还不是很足”)

上海首张网约车牌照“花落”大众出行。

6月13日,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向“大众出行”正式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根据规定,此次大众出行平台在上海获得网约车牌照,可在全国范围通用。这是上海地区发出的首张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大众出行获上海首张网约车牌照:司机供应不足

“大众出行”此次获得证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以及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具备线上服务能力的认定结果。许可证申请主体为上海大众出行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

上海大众出行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由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是国内首家由出租车企业打造的移动互联网打车平台,于2016年3月30日正式运营,同时开展巡游车网召和网约车业务,目前已在上海、杭州、苏州、嘉兴、哈尔滨、桂林等地开展运营。

据悉,大众出行平台面向正规出租车企业开放,接入平台的不仅包括各城市大众出租连锁企业的司机,也包含了当地其他正规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

大众出行总经理袁栋梁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大众出行已经与北京的首汽约车建立实际的合作,两个平台互相打通,乘客可以在“大众出行”或“首汽约车”上给对方平台下订单。袁栋梁透露,大众出行与广州的“如约出行”也在接触。“未来我们希望正规的网约车平台能够互相之间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共同维护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袁栋梁称。

眼下,用户在乘坐网约车过程中时有事故发生。根据目前的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司机通过一次考试可以获得三年的从业资质。“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应该在司机运营网约车的全过程进行教育和培训。”袁栋梁表示。

袁栋梁透露,大众出行的网约车司机拿到网约车驾驶证后,公司会进行相应的驾驶技能和安全常识培训,每月定期对司机进行服务礼仪培训和安全教育。在运营过程中,如果有司机被投诉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大众出行将对当事司机进行专项培训。

袁栋梁坦言,目前大众出行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网约车司机供给不是很足。由于司机供应不足,在早晚高峰以及特殊天气情况下,可能不能保证乘客100%叫到网约车。目前大众出行正面向社会和其他企业招收合规的车辆及司机。

袁栋梁建议,网约车的规模应该进行一定的总量规划,确保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租赁汽车等各种出行方式能够充分流到相应客户群体中,而非形成恶性竞争态势。第二,一定要把网约车定位为高品质出行工具,与出租汽车形成差异化竞争,满足乘客的个性化出行需求。第三,各网约车运营企业应该秉持公平竞争原则,而非通过低价补贴、奖励乘客等方式获得市场份额,从而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

同日,神州专车也获得由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正式取得上海地区合法化运营资质,这也是继北京、深圳等地之后神州专车在全国拿到的第24张运营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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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管理层变革:做战略的退位,做业务的上台

(原标题:乐视的山头:“战略系”退位,“业务系”走上前台)

乐视管理层变革:做战略的退位,做业务的上台

经济观察报 冯庆艳/文

贾跃亭辞去了上市平台乐视网(300104)CEO,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在6月7日,曝出他即将担任乐视全球汽车生态董事长,也可能补缺FF(Faraday Future)的董事长一职。

这与近期过于频繁的高层人事更迭一起,为贾跃亭一手缔造的乐视帝国架构大调整作着注解。

在去年底乐视系运营矛盾爆发,今年初孙宏斌携融创中国入股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公司原有的架构变化巨大。

“视频起家的乐视涉足地产、电视、手机、汽车、体育、影业、金融等多个不搭边的领域,构建了乐视独有的生态组织架构,这注定贾跃亭要擅长比一般创业家更老到的多维平衡术,偏偏贾却是个不懂管理的理想主义者,”一位乐视前高管对经济观察报说。

在孙宏斌进入之前,一手缔造乐视生态的贾跃亭,在乐视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他推行“战略决定组织,组织决定成败”的管理理念。

贾跃亭构建的内容生态、手机生态、体育生态、互联网及云生态、大屏生态、汽车生态,及互联网金融生态七大子生态,又分属于上市公司体系、非上市公司体系和汽车体系。

贾跃亭以乐视控股为主,以上市公司平台乐视网、百乐文化为辅,通过设立多个子公司孙公司,这里边多存在交叉持股或关联交易,用大手笔资本运作和全新生态模式,将追随他而来的上百位新老明星高管分成大致三类为其所用,一类战略层面和核心部门的高管,一类各个子板块执行层面的高管,一类为生态化反、协同设的生态平台类的高管。

在5月21日之前,贾跃亭是乐视控股创始人、董事长、CEO,还是乐视网CEO、董事长,而且截至目前,他一直是上市公司主体乐视网第一大股东,非上市公司体系塔尖乐视控股和汽车体系塔尖百乐文化绝对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去年底资金链和管理矛盾集中爆发时,贾跃亭写就的《乐视的海水与火焰: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把海洋煮沸?》公开信称,生态战略进入第二阶段:告别烧钱扩张,聚焦现有生态,进行组织变革,对不合格的高管要坚决清除出队伍。

“那是组织变革的开端,后来携168亿元到来的乐视网二股东孙宏斌,极大推动了组织变革及架构调整,结果便是明星高管们纷纷出走或调岗,贾跃亭实际上失去了乐视的控制权,”上述乐视前高管如是说。

对于乐视近期的变革,乐视官方讳莫如深。

业务系高管“掌权”

“’战略决定组织,组织决定成败’是贾跃亭工作中的口头禅,”与贾跃亭经常接触的乐视前高管笑称,“这并非单纯的企业文化,而是决定着公司的组织架构。意味着战略规划部统筹全局,而人力资源部是组织架构的重要部门。”

上述的三类高管中,战略层面和核心部门的高管,虽不直接管理业务,但却位于除贾跃亭之外的权力顶层,多为乐视控股高管,比如公认的贾跃亭非常信任的高管阿木(阿不力克木·阿不力米提),职务是乐视控股战略规划与管理部副总裁暨总裁办主任。平时召开总裁会,一般由阿木组织和主持。

原罗兰贝格企业管理执行总监阿不力克木·阿不力米提(阿木),2015年1月加盟乐视,全面负责乐视集团全球战略规划及战略运营管理等工作,直接向乐视CEO贾跃亭汇报。

除此之外,乐视控股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高管均拥有极大的权力。之前,一般包括乐视网在内的人事任命都是由贾跃亭通过乐视控股人力资源部发布。比如去年6月份,涉及包括乐视网旗下高管张昭、高飞等乐视系共11名明星高管职位调整,在贾跃亭带领高管集体开了三天战略会后,由乐视控股人力资源副总裁、乐视网副总经理蒋晓琳宣布。

“每个子生态重要高管是贾跃亭亲自拍板,但乐视控股人力资源部可以决定各板块中层团队人员的去留,”乐视前高管回忆。

经济观察报记者曾于去年底实地走访乐视大厦,发现北京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的乐视大厦共17层,最顶层17层是人力资源部所在办公区,16层则是战略规划部和财务部。15层向下分布着乐视影视、终端技术研发、乐视商城、乐视致新、乐视移动等各个子生态的主体部门。

乐视引入融创中国几个月后的今天,贾跃亭通过乐视控股实现的对整个乐视系的控制力被弱化,尤其是近期乐视网的高管任免,是乐视网直接公告出来的,似乎并未走乐视控股人力资源部宣布任免的程序。

贾跃亭不再任乐视网CEO之际,跟随他多年、颇受信任的乐视网财务总监杨丽杰也一同离职。

除此之外,乐视网CEO一职并未由阿木等任何乐视控股的高管来坐,而是乐视上市体系里被孙宏斌寄予厚望的乐视致新总裁梁军,之前他也是乐视网副总经理,同时之前非上市公司的CFO张巍调任乐视网财务总监。

梁军是贾跃亭“战略决定组织,组织决定成败”管理理念下的业务执行层面的高管,他的上位,反过来折射了该理念和理念下的组织架构的失落。

3月30日晚间,同样是乐视网发布公告,而非乐视控股人力资源宣布,董事韩方明正式辞去乐视网副董事长,退出董事会,来自融创中国旗下高管刘淑青被提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巧合的是,这些动作在一一印证孙宏斌此前透露的乐视运营逻辑。今年3月28日的融创中国2016年业绩发布会上,孙宏斌点名手机、体育、易到这些非上市公司体系的板块“该卖的卖,该合作的合作”,彼时他说,“汽车这块我相信老贾会花大量的精力在汽车上,上市公司这块儿还有我呢。”

彼时孙宏斌还强调,一定要让乐视上市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封闭性,资金是封闭的。“我们在合作里,要求乐视一定要有一个CEO,原来没有。现在要有人来管,是梁军在管。这是我们合同里说到的做到了。”他表示,要对乐视上市体系与非上市体系进行一个彻底的隔离。

乐视正在走向分裂,家电专家刘步尘如是认为。

业务的隔离

在去年6月份,乐视(乐视系所有公司)开战略会,单业务线VP、重点岗位核心总监及以上级别就近400人,极具繁荣鼎盛气象,而如今刚一年左右,那些追随贾跃亭的明星高管们却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去,各子生态大规模裁员的消息频出,这显然与乐视组织架构和业务大调整有着密切关系。“孙宏斌是一个生意人,他不会无条件帮助贾跃亭,可能会在不影响其投资标的发展的情况下,尽力去帮贾跃亭,”一位了解孙宏斌的企业老总告诉经济观察报。

上市公司体系乐视视频(即乐视网)、乐视致新(乐视超级电视)、乐视云、花儿影视以及即将注入的乐视影业,其中,孙宏斌的融创中国子公司拥有乐视网8.56%的股权、乐视致新33.5%股权、乐视影业15%股权。

整个乐视上市公司体系里,除了上市公司CEO、财务总监、非独立董事等核心职位遭遇人事更迭外,高层和员工团队均比较稳定,但也遇到资金和经营压力。

乐视网2016财报显示,大屏生态主体公司乐视致新亏损6.35亿元,与上年的7.3亿元有所收窄,亏损之下,为此,仁宝信息技术和信利电子均从债主变股东。梁军表示,今年乐视致新要实现扭亏为盈,此前四年乐视致新一直亏损。今年设定了销售700万台超级电视的目标,梁军甚至放话“激进的乐视又回来了”。

上市公司体系里,另一个亏损的板块是乐视云,去年其亏损了约1762万元,相较于2015年亏损1亿元左右亏损有了大幅收缩。今年5月8日,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环球电讯有限公司曾披露乐视云计算已拖欠其网络服务费多时。被欠债缠身,乐视云计算CEO兼乐视战略项目副总裁吴亚洲目前并未被传离职。

今年3月10日,乐视网一则公告,将去年全年亏损约7.4亿元的乐视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即乐视商城)控制权转让,这意味着乐视网未来的业绩里将不会再计入乐视商城那部分。

乐视网去年财报显示,乐视网以网络视频服务为基础,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打造了独特的“乐视生态”商业模式。

在贾跃亭去年11月发表公开信不久,乐视HR发出全员邮件,任命高峻为乐视控股亚太区总裁,兼LeEco香港CEO,全面负责LeEco亚太区以及香港整体经营管理和各项业绩的达成。紧接着,去年12月5日,乐视视频总裁高飞发布全员信称,乐视视频将会员和销售的管理体系收回,打通乐视视频付费影视会员业务和广告业务,高飞将作为乐视视频端到端经营损益第一责任人。这被称作乐视视频的第三次组织变革。

在贾跃亭近日向所有乐视员工发出的全员信中,梁军出任乐视网CEO的使命也显而易见,“作为乐视网大股东和董事长,我希望梁军出任公司总经理后,能更好的打通超级电视与平台、内容、硬件、软件和应用的上市体系全生态,将高飞、吴亚洲等领导的其他上市业务,以及袁斌、张昭领导的相关业务线,捏合成一个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整体。张巍能够推动乐视网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结构更加完善、高效。”乐视上市体系生态主要包括内容、互联网及云、大屏三大子生态,手机、体育、互联网金融及汽车四大子生态并不在其列。

乐视前高管对经济观察报说,提出“上市体系全生态”这个词就意味着,贾跃亭和乐视原来引以为荣的乐视生态打法基本破产,上市公司体系与非上市公司体系、汽车体系之间的分裂将越来越明显。这也与孙宏斌此前“将上市公司体系和非上市公司体系彻底的隔离”的言论相吻合。

非上市体系沦陷

乐视上市体系形势向好的同时,乐视非上市体系、汽车体系以及海外陷入了高管集体离职、裁员、欠债、管理丑闻等漩涡中。

体育、手机、海外是非上市体系里欠债、裁员及高管离职的重灾区,汽车体系里的易到也深陷资金链告急等危机中。这得到多名乐视内部员工确认。

从拖欠版权费风波到痛失中超、亚冠版权,再到失去五棵松体育馆冠名权,曾靠着在内容上重金十多亿,买下超过300项赛事版权,27亿元获得的中超2年新媒体版权等大手笔,让乐视体育B轮实现80亿元巨额融资,估值达215亿元。

风光不再,去年底乐视体育组织变革,成立新媒体及线上事业群、线下商业事业群和体育消费业务事业群。采购版权的主要操盘者于航权力被削弱,今年3月左右离职,目前乐视体育COO一职由乐视控股亚太区总裁兼LeEco香港CEO高峻兼任。不仅如此,公司高管张志勇、总编辑敖铭、强炜等相继离开,乐视体育香港CEO和两个副总裁也离开了。

在孙宏斌的聚焦盈利业务、砍掉边缘不赚钱业务的思路下,乐视体育从版权模式转型为产业下沉、开发体育小镇为主。

乐视体育在5月26日宣布了B+轮融资落地,投后估值达到240亿元。但乐视体育也在步乐视上市公司体系的后尘,当天股东代表8人、公司管理层代表CEO雷振剑1人,共9人组成的乐视体育战略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旨在确保公司“独立运营”。

此前,乐视体育裁员50%的消息传来,遭CEO雷振剑辟谣,但一位乐视内部人士表示,乐视体育、手机、海外是这次大裁员的重灾区。

手机是乐视各种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之一,贾跃亭也曾有过类似表达,手机生态的企业主体有乐视移动和去年收购的酷派集团,乐视移动去年开始至今,不断有上游供应商追债的消息传出,有消息人士对经济观察报称,乐视手机曾欠债供应商数十亿元。

6月初,乐视移动被数十家供应商堵门讨债,又有消息称,乐视移动裁员50%左右,手机业务全面停滞,对此乐视移动相关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乐视移动一切正常运转,正在筹备618天猫、京东上的促销活动。

两个月前的4月10日,乐视控股正式任命阿木出任乐视移动CEO,全面负责乐视移动整体的日常经营及团队管理,向LeEco全球CEO贾跃亭汇报,阿木此前战略副总裁职位不变。而乐视移动原总裁冯幸继续担任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并新任乐视运营商公司董事长兼CEO,不再担任乐视移动总裁,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政府事务和运营商事务工作。紧接着,5月19日,智能终端供应链SVP王大勇离职消息曝出。

另一边,乐视入主酷派集团后,原高管层被血洗后,前华为荣耀总裁刘江峰任酷派集团CEO,但酷派披露去年亏损高达42.29亿港元,目前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境地”,刘江峰称,为活下去用尽了洪荒之力。

接下来,乐视手机前途迷茫,或许孙宏斌说的“该卖的卖,该合作的合作”是其唯一出路。

生态故事的大反转

近期乐视海外裁员300多人,占海外总人数3/4,“海外没什么大业务了,我们近日也被公司口头通知,将裁员大部分员工,裁员赔偿是N+1,”位于电通办公区的乐视控股海外商城部门一位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

在贾跃亭的“生态化反”、生态协同的策略下,乐视控股海外商城部门曾经与乐视会员、支付、售后等部门接触频繁的部门,办公区充斥着嘈杂,而近期却显得格外安静,每天工作量太少了,“跟那些部门的接触,一下子变成了几乎为零”,猝然的清闲下来,该人士感觉有点不太适应。

一位乐视员工告诉经济观察报,据我了解,公司有些不盈利的孵化项目被直接砍掉,比如公司整个VR团队近期已解散。一部分分散在其他生态里,一部分则被裁掉走人。

乐视汽车生态里,3月21日,乐视汽车全球副董事长丁磊离职,在乐视之前,丁磊是上汽集团副总裁,与其之前同属上汽系的张海亮接替成为乐视汽车全球CEO。贾跃亭自己出资投资3亿美元以上的美国的法拉第未来也在今年初有两名高管离职。

易到4月18日,因司机提现难而遭司机围堵办公区,易到创始人周航披露贾跃亭从易到挪走13亿元的内幕,但这遭到乐视反击,乐视称,2016年11月,乐视控股以乐视大厦为抵押物,以易到为主体,获得了南京银行的一笔14亿元委托贷款,其中1亿元用于易到,另外13亿元用于乐视汽车生态。两天后4月20日晚,包括周航在内的易到创始人团队集体离职,大股东乐视完全接管易到管理层。

4月份,受严格的外汇管制影响,乐视20亿美元收购美国电视厂商的计划流产。4月下旬,主导Vizio收购案的郑孝明和操盘易到14亿贷款案的吴辉先后被证实离职,离职前郑是负责乐视全球投融资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吴是乐视控股CFO。

无独有偶,5月初,王永利不再担任乐视金融CEO,保留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的职位。

齐绍军对经济观察报分析,而与乐视网切割后,乐视控股高管的权限范围主要在手机、体育、易到、海外、汽车等领域,加上这些都是“烂摊子”,乐视控股的高管,自然是责任远大于权力。如果这些最终变为不良资产,未来被“该卖的卖,该合作的合作”,则意味着有被乐视系“架空”的风险。

资深产业经济专家梁振鹏告诉经济观察报,以持股比例来说,目前贾跃亭对乐视的控制权并未完全失去,未来的话,需要看乐视发展走势而定。

乐视前高管分析,贾跃亭未来恐怕会继续出售一些手中的股权,而乐视原有的生态打法如今基本破产。

贾跃亭讲的乐视故事里,乐视“开放的闭环”生态模式有4层架构(平台、内容、终端、应用)以及三核驱动(大屏生态、手机生态、汽车生态),乐视通过硬件收入、内容收入、广告收入、应用分成收入四重盈利模式,让乐视摆脱行业旧有的对硬件利润的依赖。

在孙宏斌的运营逻辑下,砍掉不良资产,专注主业即乐视上市公司体系,虽然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未来健康发展,但也意味着贾跃亭生态故事的大反转。上市与非上市的隔离,势必与“开放的闭环”难以相容。

梁振鹏说,乐视多个子生态目前仍然极度缺血,未来仍是未知数。

“FF91,我的答案”,6月7日,贾跃亭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今天我是江苏考生……》的文章,似乎他将梦想全部转移到了“造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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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下滑品牌受损,Uber CEO休假能改善这问题吗

(原标题:Uber market share, customer image hit by workplace issues)

份额下滑品牌受损,Uber CEO休假能改善这问题吗

网易科技讯 6月14日消息 据《今日美国》报道,三项关于消费者态度和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自前Uber雇员博文爆料Uber公司性歧视丑闻以来,Uber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形象均有下滑。

消费者趋势研究公司TXN Solutions通过调查发现,过去两年中,Uber市场份额从90%下降到75%。

最近的三个百分点的下滑——从78.8%降至75.3%——发生在二月性丑闻事件和六月第一周之间。同一时期,Uber再美最大竞争对手Lyft则趁机将市场份额从21.2%扩大到24.7%。除了使用后门软件逃避监管,Uber高层还非法窃取受强奸乘客的医疗档案,一连串接连不断的丑闻暴露出Uber业务操作和公司文化上的弊病。

为应对丑闻危机,Uber聘请前任美国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进行内部调查。调查结果将在本周二被发给Uber员工。调查建议公司对董事会和经理监督规则进行彻底改革,比如在董事会加入独立成员,将文化改善与经理薪酬挂钩等。

份额下滑品牌受损,Uber CEO休假能改善这问题吗

同在本周二,Uber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宣布休假,部分原因可能因为他的母亲在不久前因划船事故去世。在特拉维斯休假期间,14名管理人员组成的领导小组将代替他经营公司。

Uber没有回复外媒关于TXN Solutions调查的置评请求。

另外两项独立调查——分别来自经营咨询公司cg42和Morning Consult Brand Intelligence——发现Uber的品牌形象也不如以前。

5月下旬,Uber证实《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尽管新年以来丑闻频发,但公司业务正在改善。这家估值超过7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公司在本年度第一季度的亏损减少到了7.08亿美元,相比2016年第四季度9.91亿美元的亏损有所改善。

尽管亏损环比下降,但Uber仍不能低估丑闻和公众事件对公司的影响。2017年1月份,Uber因在特朗普移民限制令上站错立场而遭到消费者抵制,竞争对手Lyft趁机扩大市场份额并加快扩张。

咨询公司cg42对消费者态度进行调查,发现80%的Uber用户都意识到Uber近期的丑闻,对公司持负面看法的人数从9%跃升至27%。

cg42报告指出,“26%的Uber用户称自己正在寻求替代品,并会减少使用Uber的次数,但仅有4%的用户因丑闻而下决定更换服务。”考虑到用户更换服务的成本并不高,因此4%的流失率并不很高。

老客户忠心不变,但丑闻着实对吸引新客户产生影响。对比丑闻发生前后,表态不会使用Uber的消费者从13%升至32%。

Morning Consult Brand Intelligence的调查显示目前美国成年人群体中,仅有40%对Uber抱有好感。这一数字是201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Uber公司的支持率在过去一周内下降9个百分点。同一期间,Uber已经开除20名涉嫌参与工作场所性歧视的员工,首席商务官Emil Michael也于本周一被迫离职。(孙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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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贷平台更换属地存管银行,成本有多大?

(原标题:网贷平台更换属地存管银行 成本有多大?)

殷怡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6月初对外发布的《上海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规定,P2P网贷平台取得备案登记后,应当在6个月内完成银行存管,并且需要“选择在本市设有经营实体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商业银行客户资金存管”。

“在上周上海市监管层听取各家平台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关于这一条款的反响最为激烈,疑问和意见也最多。”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

上述人士还表示,征求意见稿之所以作出该规定,一是从监管角度,银行在本地有营业网点,更利于信息共享;二是从风险处置角度,一旦有机构发生风险,更利于对资金账户的处置。

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共有42家平台与在上海未设网点的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含已完成系统对接并上线的平台),其中有13家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如果最终实施办法一定要符合属地化,那么这些平台将面临更换系统的压力,而如诺诺镑客、钱多多等宣布累计交易量过百亿的平台重新选择存管银行将会面临更大压力。

“目前市面上对接存管业务的几家银行,如江西银行、华兴银行、微商银行、厦门银行以及新网银行等,在北京和上海都没有分行,因此这一条款对平台的影响会非常大。”空中金融副总经理包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那么,如果真的必须更换存管银行,平台具体会遭遇哪些障碍,又需要付出哪些成本呢?

更换存管银行的代价

一家已经签约江西银行存管的上海网贷平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它们目前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上海互金协会已经介入跟金融办沟通,江西银行方面也表示这条规定还没有定性,后期可能会灵活调整;另一方面,平台也在与像上海银行等本地银行进行接触。

“现在更多的平台都在观望中,能不换就不换,毕竟耗费的时间、人力,还有对理财客户的影响都很大。”包圣告诉记者。

包圣还表示,就算是对接速度较快的平台,也得两个月,同时需要15个人以上的团队。对于经营时间较长的平台,数据量大,更换工程量会更大;而如果是刚接好一家银行的平台,立刻换另外一家,工程量也很大。

那么,在上海本地上线一套存管系统的成本究竟有多少?记者采访翼勋IT部副总监龚雷后发现,对平台来说,上线上海的银行存管系统一般会有两方面的难度:从技术上,上海的银行存管,首先要把交易信息同步到银行,资金也要同步到银行存管体系内进出,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银行在适应这个行业的时候,并不全是一步到位,它们给出接口,结构上有些地方并不能满足所有平台产品的需求。

其次是时间问题,风控通过后,实施又是比较长的时间,虽然银行系统的效能在日渐完善中,但是平台系统的用户体验其实已经高于银行的用户体验,接了银行之后,平台系统用户体验略微有一些倒退,这方面平台和银行都在想办法逐步优化,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平台要更换存管银行,在龚雷看来,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的高低,大致取决于三方面因素:首先,取决于系统架构,例如翼勋,其现有系统和存管做成了模块化API,如果要换,并且新银行方面提供的接口变化不大的话,就只需要切换调试;其次,取决于每个公司的自身产品结构改造,银行准入标准有高有低,那么,平台自身产品结构改造的好坏以及产品的复杂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实际的更换;再者,银行系统的支持力度和银行系统强弱也会影响接入的难度。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已经上线了外地银行存管,想要更换的上海银行提供的接口和之前相差不大,那基本就只需要开发和测试,在团队实力足够强、银行支持力度到位的情况下,最快也需要数月。“现在银行提出的20天切换,30天切换,大多是较为理想化的时间,是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下。”龚雷补充道。

总体来说,第一次接,2~6个月不等;切换,1~3个月不等。

关于人力和物力成本,龚雷认为主要是技术部门的人力成本费用。更换存管银行需要一个至少20~30人的独立团队,包含产品经理、架构师、项目经理、高级开发工程师、高级测试工程师和运维工程师等,这些费用,大概人力成本1个月近百万,具体多少,还得看改造时间。

另外,相关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成本这方面还包括运营团队,在上线存管后,磨合也需要比较长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

银行准入门槛高企

在选择银行方面,平台首先考虑的问题便是银行的准入问题。“准入大多是要求国资背景、上市公司背景等,代收金额有一定要求,以及平台交易量和标的情况的一些要求。”包圣告诉记者。

同时,银行方面在对接业务上还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包括要求存管银行必须在官方指定的网站公开披露包括网贷机构的交易规模、逾期率、不良率、客户数量等数据的报告;存管银行不应外包或由合作机构承担,不得委托网贷机构和第三方机构代开出借人和借款人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等等,过程十分繁琐。

“从银行角度来看,各家都有门槛要求,很多小平台达不到,例如有些银行对于涉及到车的平台就不予考虑。另外,银行也有产能限制,即使是接入最多的华兴银行,每个月最多只能接入20家,每家上线至少还要1~3个月。”网贷之家研究总监于百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根据此前网贷之家发布的《P2P平台银行存管进度报告》,报告指出,在389家已经与银行签约的平台中,有177家平台的背景为国资系、上市系、银行系或风投系,占签约总数的45.5%。其中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含)~1亿元的平台最多,有157家,占总签约数的40%。

由此可以看出,银行对于那些没有国资背景和注册资本不高的平台可能还会有高管背景、月成交量和运营时间等硬性要求。如平安银行除要求合作平台实际控股股东为政府、大型国有企业、主板或中小板上市公司、具有专业经营牌照的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或实缴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另外还要求月成交量不低于1亿元,正式开展相关业务1年以上等。

“而且具有新金融银行存管业务的银行准入标准虽然基本统一,但也具有一些差异性,而特点不一的新金融平台更难找到适合自己的银行进行托管。”网贷之家研究员王海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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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P2P资金存管”属地化”: 画地为牢还是更利监管?

(原标题:争议P2P资金存管“属地化”: 画地为牢还是更利监管?)

6月1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正式对外发布《上海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总体来看,征求意见稿内容十分详细,每一部分均作出具体规定和具体时间节点,与此前广东和厦门出台的网贷机构管理实施细则或备案细则相比,亮点不少。

其中,“选择在本市设有经营实体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商业银行进行客户资金存管”这一条在行业内引发了空前热议。有P2P网贷平台认为,仅局限于本地未免太过狭隘;但也有P2P认为,“属地银行存管”更利于监管层对平台实行监管,信息共享,长期来看应该会是一种趋势。而对于上海本地的P2P来说,它们更多的是担心来不及在8月末大限到来之前完成规定性的存管动作。

本地P2P“压力山大”

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明确要求,网贷平台在取得备案登记后,应当在6个月内完成申请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银行资金存管并在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市金融办报备。其中“选择在本市设有经营实体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商业银行进行客户资金存管”,这一条要求上海平台只能选择本地银行或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作为资金存管行。

据了解,其实此前北京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副巡视员沈鸿曾表示,在京的网贷机构原则上只能选择北京本地银行或在北京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进行资金存管,由于具备网贷资金存管的银行并不多,在备案之前,在京网贷机构也可以找外省市银行进行存管,不影响整改验收。

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5月31日,共有61家上海网贷平台与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其中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的平台有21家。在与上海平台签订直接存管协议的银行中,江西银行与12家上海平台签订协议,位居榜首;其次是新网银行,签约8家;徽商银行和广东华兴银行并列第三,分别有5家;其余银行分别签约1~4家。

从与上海平台签订直接存管协议的银行来看,目前仍以城商行为主,因此这19家开展上海网贷存管业务的银行中有11家在上海没有设立网点,签约排名前三的银行在上海均没有设立网点。

另外,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共有42家平台与在上海未设网点的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含已完成系统对接并上线的平台),其中有13家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

可以看出,目前大部分签约和已上线的平台均是与在上海没有经营实体的银行签订协议,那么,这一“属地”要求可能将对这些平台特别是已完成上线的平台产生影响。

两大阵营有赞有弹

“属地化存管”一出,不仅是上海本地P2P,更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议。

“我们调研了七八家银行的存管系统,综合考虑后决定本月对接安徽的一家城商行,但看到上海的备案管理办法后,我们准备再等等,看看广东是否会跟进。若广东效仿,就白上线了。”上海的属地银行存管规定,让广州未上线的网贷平台迟疑不决。

“希望主管部门能站在平台角度多一些考虑,对于上线了存管系统的平台,面临的不仅是换存管系统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若属地银行不能支持平台的产品运作,将严重影响业务的开展。”一家已上线互联网银行存管系统的广东网贷平台高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网贷天眼数据,全国目前共有网贷平台1782家,签订或上线资金存管的平台共有196家,占比不足10%;其中超60家平台是非属地银行存管。在这60家平台中,不乏微贷网、PPmoney、翼龙贷、银客网、团贷网等大型老牌网贷平台。

目前,对“P2P资金属地银行存管”是否合理,在P2P行业内已经分出两大阵营,有赞有弹。

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表示,网贷平台在选择存管银行时,会综合成本、用户体验、业务需求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能否满足业务需求是网贷平台选择存管银行的重要考虑因素。监管部门对网贷平台小额分散的定位和以技术手段驱动发展的要求,让越来越多的网贷平台依托互联网以技术为核心开发资产端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均是纯线上操作。另外,某些产品须与合作机构或核心企业做系统的接口对接才能运行,在这些科技化的金融产品的设计、落地、运作过程中,不同银行的理解和认知不一样,银行也没有办法为对接的每家平台都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产品。若要求属地银行存管,资金存管工作的推进速度将大受影响。

方颂认为,虽然目前网贷资金存管市场也有大银行的进入,但大银行准入门槛相对较高,目前主力军仍是城商行和互联网银行。但城商行分支机构较少,互联网银行不允许设立网点。若按属地银行存管规定,依照目前存管系统对接需两三个月时间,仅依靠属地银行的力量,难以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暂行管理办法》给予的整改期限内完成。特别是一些中西部省份,按此标准,全省符合条件的银行甚少。

“让网贷平台和银行各自根据供需选择是目前推进资金存管工作的最佳方式。现在最紧要的是,赶紧让市场上的网贷平台实现资金存管,纳入监管。”方颂说。

壹宝贷总经理罗浩杰认为,属地化存管对已经上线存管的平台来讲,相对是不公平的,最好是“新老划断”,对于已经上线银行存管的平台,需要有一定的豁免。另外对于互联网银行比如最近签约较多的新网银行,如果没有较好的豁免机制,对其业务开展也是非常大的限制。

罗浩杰认为,“属地化管理”有利于地方监管,基本应该成为各地监管部门的共识,最近盛传深圳也有类似的准备。

PPmoney理财CEO胡新也认为,该规定对已经上线资金存管的平台影响较大。为了符合这一要求,平台要么更换存管银行,要么变更总部地址。

“更换存管银行涉及到系统对接及费用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哪些银行可选?而更换总部对公司经营、备案等影响较大。”他说。

但胡新同时认为,从监管层的角度来看,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对平台实行监管,信息共享等;长期来看应该会是一种趋势。

新联在线COO陈智诚认为,在靴子尚未落地之前,这一细则是否“强制要求”可能还会根据市场行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或具体解释。

“从监管角度剖析,银行在平台所在地设有营业网点,更有利于网贷平台信息披露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及监管。这一举措试图通过打通线上线下、新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起风险信息共享机制,保持行业朝透明化、规范化的方向健康发展。”陈智诚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当网贷平台发生风险时,存管行如果设有线下网点,对资金账户的保护和处置在反应上会更加及时。从技术开发层面,选择本地银行也便于双方系统技术对接,节约沟通时间成本以及提升对接效率。此外,平台委托本地银行开展资金存管业务,更便于地方金融办随时获取该平台的运营数据以及对本地网贷行业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

但从平台方来看,特别是对于已经选择了非属地银行的网贷平台,这一细则如果强制执行,势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新选择存管银行势必导致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剧增。

陈智诚表示:“金融是严谨、精密的领域,网贷平台门槛提高对行业未来的发展绝对是利好。监管细则也是为了让行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不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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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勒索病毒再”搞哭” 业界建议设高级别应急机制

(原标题:如何不被勒索病毒再“搞哭”?业界建议设高级别应急机制)

每经记者 李少婷 每经编辑 姚治宇

一个月前,勒索病毒WannaCry肆虐全球,“搞哭”了很多人,甚至让加油站断网,至今仍让公众心有余悸。

6月13日,恰逢WannaCry在中国爆发一个月的时间节点,多位专家在“2017中国网络安全大会”上对勒索病毒攻击事件进行回顾和反思。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他们反思的内容广泛,从应急队伍、应急能力建设到重视内网安全;从防范有组织攻击、高智能攻击到网络安全的安全性、可控性,都在讨论之列。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引发了更多思考:如何建立更高级别的应急机制。

安全预警之后缺乏监管落实

6月13日,国家会议中心内人头攒动,北京一早晨的瓢泼大雨并没有影响“2017中国网络安全大会”的“上座率”,一些参会者甚至无法进入主会场落座,只能在会场外的转播处听会。

会上,WannaCry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在一个月前,WannaCry在中国爆发,不仅高校网络中招无数,部分中国石油旗下加油站也因而暂时转为只接受现金支付。

“有些重要行业部门对内网安全重视不够,以为把边界防御好了就可以了。我们许多行业部门应急队伍、应急能力、应急机制都不强,差距很大。”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总工程师郭启全在会上表示。

预防不利、应急机制难启是此次事件中被网络安全业内人士诟病的主要两个关键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秘书长张健梳理了病毒从攻击原理披露到全球爆发的历程——早在3月,微软就针对此次病毒利用的系统漏洞发布补丁,并对已宣布不提供技术支持的Windows XP和Windows 2003系统发布了专门补丁,但遗憾的是,病毒来袭后,大家仍是仓促应战。

张健将病毒比作疏漏的防范体系的“监管者”,他认为,很多安全报告及预警分发给各单位后缺乏监管的落实,而“只要是没有真正落实,就逃不过病毒的魔爪”。

虽然此次管理部门响应迅速,整体工作可圈可点。但张健也提出,此次事件也反映出管理部门任务职能不明确,缺乏协作分工和统一指挥协调,虽然各部门都是“全科医生”,但缺乏专业分工协作。

“必须得要根据承担的职责,有专门化的团队来做专业的工作,然后来形成合力,对一个网络(安全领域)发生的事件做出准确的判定、及时的响应和实施。”张健表示。

网络安全要兼顾可控和安全性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在大会上,小至个人操作系统,大到智慧家居、工控系统,安全的重要性似乎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这与目前的网络安全形势不无关联。“物理隔离、逻辑隔离已无法防范国家级、有组织的网络攻击,也无法防范高智能的网络攻击。”郭启全认为。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会议上提出,网络空间安全既要有可控性也要有安全性,就像是GPS和北斗,虽然两个都可以选用,但考虑到可控性,还是建议用国内自主研发的北斗。

而研祥智能总工程师庞观士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根据国内排名前5位的工控厂商的产品统计,我国80%以上的工控系统都采用国外处理器,硬件平台不可控。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各国的“必争之地”,勒索病毒WannaCry的攻击原理就被认为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网络空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攻击和破坏未必是一种黑客的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国家行为,或者就是一种网络站的行为。”张健表示。

张健提出,网络空间安全的应急工作已从1.0时代过渡至2.0时代,应有更高层面的应急。

应急升级成为必需的工作,其中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成为重中之重。对此,郭启全表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条例》正在制订,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早已在10年前就已被国家部委重视。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事关国家安全,郭启全将其视为“基本国策”的高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的方法和指南我们还在研究”,郭启全也表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最恰当的,把国家最核心的关键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大数据资源拎出来,作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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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 CEO卡兰尼克宣布休假,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原标题:Uber CEO Travis Kalanick takes leave of absence)

Uber CEO卡兰尼克宣布休假,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网易科技讯 6月14日消息,据国外科技博客techcrunch报道,Uber正处于艰难时期,而公司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的父母上月发生了一起悲剧性的划船事故,夺走了其母亲的生命。特拉维斯告诉他的团队,在Uber实施改变之前,为了哀悼母亲和理清思路,他将休假一段时间,期限不定。

卡兰尼克称:“在这个过渡期间,公司的领导团队及我的指示将会确保公司的运行。我将根据需要提供最具战略性的决定,但我将授权他们大胆决定,以推动公司迅速发展。对于这个过渡时期,很难给出具体时间表——它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短或更长。”

以下是卡兰尼克致Uber全体员工的信:

全体员工:

在过去八年中,我的生活一直以Uber为中心。最近的事情让我回到家里,发现家人比工作更重要,而且我需要休息一下,以悼念我将于周五下葬的母亲,为了反思自己,同时专注于为Uber打造一支世界级的领导团队。

最终的责任仍然要我们扛起。当然,现在的Uber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但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为了让Uber 2.0获得成功,没有什么比让我把时间用于建立领导团队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将要致力于Uber 2.0,我自己还需要在Travis 2.0上继续努力,成为该公司需要和值得你们信赖的领导者。

在这个过渡期间,公司的领导团队及我的指示将会确保公司的运行。我将根据需要提供最具战略性的决定,但我将授权他们大胆决定,以推动公司迅速发展。

对于这个过渡时期,很难给出具体时间表——它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短或更长。悲剧性地失去一位亲人对我来说很艰难,我需要适当地与亲人告别。所有人表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真情和哀悼使我更坚强,但几乎普遍地最后他们都提出“我能帮助什么”。我的答案很简单,让你的一生服务于我们的使命。这次事件给了我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将人放在第一位,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产。让Uber 2.0真正实现,让世界看到你们所有人在从事有激情的工作,有激情的人们将使Uber变得很棒。

希望不久后我们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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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私人新座驾”雷军号”亮相北京 售价约822万元

(原标题:雷军新座驾“雷军号”亮相北京 售价约822万元)

雷军上月底曾转发了一条微博,大方晒出自己的专属蔚来汽车,并问网友:“我的蔚来EP9帅吗?”今天,雷总这部私人定制的新座驾“雷军号”亮相北京金港赛道,和小米动感平衡车一起参加活动。据了解,雷军的蔚来EP9汽车售价1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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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注意到,此前属于刘强东夫妇的那辆蔚来EP9,车身侧面铭刻着独特的“Richard&Nancy”标识。至于雷总的这辆蔚来EP9,你能看清上面刻的是什么吗?

据了解,蔚来EP9拥有四个高性能电机、四个独立变速箱,整车最大输出功率1360马力,单个车轮最大扭矩1480牛米,0-200km/h加速7.1s,极速31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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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EP9于2016年11月21日首次发布,据称是目前全球最快的电动汽车。在10月12日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进行的测试中,EP9创造了7分05秒的最快电动汽车圈速,11月4日又以1分52秒的成绩刷新了法国Paul Ricard赛道的最快电动汽车圈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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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蔚来在全球仅有6台EP9,售价148万美金,裸车价约是法拉利458 Speciale的2倍。这六台车的拥有者是蔚来汽车的6位投资人,即蔚来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李斌、车和家创始人李想、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小米科技CEO雷军、腾讯公司CEO马化腾和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

此前有媒体报道,雷军最早的座驾是一辆丰田佳美,后来分别购进了一辆奔驰和一辆保时捷卡宴,最近一次是2014年买的特斯拉。(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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